韩国传媒人：新闻以很低价格卖给门户网站或平台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结构的权力转移正在逐步显现，这一转移在地缘政治上的表现就是由“西”向“东”，由“南”向“北”。一方面，我们看到以中国、巴西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以美国――尤其是在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重返亚太”――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集团将未来发展重心转向亚洲，宣告了一个“新亚洲时代”的来临。

　　在媒介文化方面，2012年，我们不仅见证了“宝莱坞”的持续性增长，中国电影在票房和文化影响力上的持续提升，而且从“江南style”的风行全球感受到了亚洲――或者具体而言，韩国乃至东亚――在世界上的某种崛起。

　　2013年1月5日召开的“第十届亚洲传媒论坛”以独具特色的“悟 现实：超越想象的传媒”（Probe The Reality: Media Beyond Imagination）这一带有亚洲文明色彩的表述为主题，邀请了来自中国、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的知名学者和专家就传媒的趋势和方向展开了多层次、多角度的思考。会场上诸多的真知灼见给媒介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新鲜的空气。

　　韩国《东亚日报》国际部部长河宗大是参会者之一。在他的履历当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资深国际报道记者的专业积累，更看到了他作为韩国三大日报之一国际部负责人在研究媒介发展趋势、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尤其是其近邻中国方面所作出的可贵努力。

　　会议间隙，传媒学术网对河宗大部长做了专访。

（《东亚日报》国际部部长河宗大）

   《东亚日报》与“中国研究中心”

　　学术网：传媒学术网建立十几年来，一直关注大陆乃至整个华语传媒学术共同体的建设。在我们跟踪报道的年度学术事件中，“亚洲传媒论坛”是非常重要也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因为它不仅代表了亚洲的学术立场和学术视野，更丰富了传统上以欧美为导向的传媒研究传统。

　　请问，这是您第一次来参加这个会议吗？

　　河宗大：是的。

　　学术网：根据我对您的了解，您担任过《东亚日报》驻北京的特派记者，同时又在《东亚日报》发起成立了“中国研究中心”。应该说，您对变革中的中国社会还是非常熟悉的。

　　河宗大：不是很了解，但还可以吧。你提到的这个“中国研究中心”大概是三年前成立的。

　　学术网：作为传媒学术类网站，我们非常感兴趣成立这一研究中心的初衷和实际发挥的功能。因为由单一媒体建立关于中国的研究中心还是挺少见的。据我所知，在国外很多大学有类似的研究机构，比如由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与中国中央电视台合作建立的“中国媒介中心”（China Media Center）。

　　河宗大：这源于我在中国的采访经历。在北京做特派记者的时候，我发现，与报道英国、美国和德国相比，有关中国的各种消息来源比较单一。作为记者，我无法从一条简单的消息出发去洞悉中国社会的变化。正是因为内容太少，为了了解更多的背景信息――比如这一事件前面的历史或者后面的发展，为了提高报道质量，我们就需要事先研究中国，以支撑具体的新闻报道。鉴于这一考虑，我就在《东亚日报》发起成立了“中国研究中心”――深度了解中国的政治体系、领导机制和快速崛起的经济等等，通过研究来巩固报道的基础。这是当时的初衷。

　　学术网：由于文化和具体制度的差异，国际新闻报道往往面临困境。《东亚日报》建立“中国研究中心”，在理解中国发展这个大背景的基础上，采写具体的新闻报道，能够找到落脚点，非常有意义。作为一个媒体，建立一个地区性的研究中心是十分具有创新价值的。

　　河宗大：其实，在《东亚日报》，“中国研究中心”是独一无二的。除此以外，别无有关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中心。

　　《东亚日报》与韩国传统媒体的艰难转型

　　河宗大：作为私营媒体的《东亚日报》是韩国三大报纸之一，创刊于1920年，至今已有93年的历史。在过去的93年之中，前68年（到1987年）我们在韩国都是排名第一的报纸，也就是读者最多的报纸。然而，到了1988年，我们的报纸就下降到第二了，然后到1996年下降到第三，直到现在。从发行量上来说，《东亚日报》最多的时候是1996年，有230万，现在韩国的全国发行量大约在110万份左右。与发行量下降相伴随的是经营收入的减少，现在公司是赤字运行，面临不少困难。

　　那么，怎么改革才能适应新的环境变化，才能盈利？公司尝试了很多做法。比如大力发展《东亚日报》网站“donga.com”。现在，每天通过网站查阅《东亚日报》的人数大约有150万，大大超越了发行量。虽然每天有这么多人在网上看我们的报纸，而且比较活跃，但是仍然无法将这一注意力转化为经济上的盈利。

　　学术网：是免费看还是说要注册收费？

　　河宗大：是免费的，网上有一些广告。但据我所知，一年的广告额不到20亿韩币，而我们公司的年收入大概2600亿韩币，还不到1%，太少了。另外，我们还有手机和Ipad版本的《东亚日报》以及其他一些新的项目，但总体而言这些新的渠道对公司的盈利贡献不大，这是我们现在最头疼的地方。可能除了我们公司以外，其他的公司也基本差不多。

　　学术网：从传统媒体向新媒体或者说媒介融合的转型是一个全球现象，而其间浮现的经济困境也是全球性的。当然，我们不可否认，有一些成功的转型者已经为后来者树立了模板。比如，《华盛顿邮报》成功地将收入来源从传统的“发行费+广告费”拓展为“发行费+广告费+付费阅读”，后者实际上借助了移动互联网及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多样化的信息终端，。

　　河宗大：补充一下，《纽约时报》也是通过这一方式开始赚钱。但是，我觉得韩国的消费者和美国的有点不一样。虽然韩国也是IT产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甚至在某些方面比美国还要超前，但传统媒体比如报纸在这方面有些裹足不前。我们的新闻基本上都以很低的价格卖给类似中国“百度”一样的门户网站或者说综合信息平台。多年以来，借助这一方式，这些门户网站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大，从1995年的年收入不足《东亚日报》的10%，一跃到现在大约一万元韩币的水平，是《东亚日报》的四到五倍。17年的时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正如刚才发言的DCCI的首席执行官胡延平所说，在中国“百度”凭借一年226亿人民币的收入超过了CCTV（205亿）。

　　学术网：是的。在这一文化或者说媒介产业，中国最大的公司其实不是百度，而是腾讯，腾讯2011年的全年收入就已经达到285亿元人民币，并保持着很高的增长率。据最新的统计，腾讯2012年第三季度的收入为116亿元人民币。

　　河宗大：韩国也是。韩国广播公司（KBS）一年的营业收入是1.2万亿韩币，而韩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的年收入也是1.2万亿左右，去年已经超过了KBS。他们是综合性新闻平台，而我们的网站只有《东亚日报》的消息。所以，如果网民上网看新闻，只看《东亚日报》、《朝鲜日报》或者《中央日报》，就是浪费时间了，不如去门户性网站。在这一情境下，我们无法收费或者提高费用。

　　学术网：是的。您刚才提到的一点我特别赞同：我们会看到在美国、英国这些发达社会，新的融合性媒介尝试已经获得了部分成功，如刚才提到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但在韩国或中国，由于受众的媒介使用习惯乃至文化不同，单纯借鉴这一模式未必能在这里也取得成功。

　　河宗大：我举个例子，大概两年前，我们尝试着在手机阅读平台收费，一个月的费用大概是一美元，非常便宜。但别的公司那时都是免费的，所以我们的做法最终无法推广，以致后来我们也索性做免费服务了。现在这是非常头疼的地方。我们必须思考的是：传统媒体最有竞争力的地方是哪里？比如说互联网他们不能做而我们能做的是什么？需要找一找。

　　传统媒体如何对接新媒体平台

　　学术网：在一个媒介融合的时代，对一个商业或者私营报纸来说，一方面我们要考虑它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我们十分好奇的是，在具体的新闻操作上《东亚日报》有没有发生一些新的变化？比如新闻的采编有没有采用一些新的手段，像利用“微博”（microblogging）来进行新闻来源和素材的获取？

　　河宗大：我觉得可以分两个层面回答你的问题。第一，我们内部加强了协作和联动，比如《东亚日报》以前是经济部、社会部和国际部等部门分开工作，现在每个部门的领导每天都要开会、交流，共同拟出报道方案。第二，就社交媒体来说，我们也逐渐利用Twitter和Facebook等平台加强与读者的互动，在网站上获取读者就一条新闻或多条新闻的反馈意见。

　　学术网：那么您认为这种互动有效吗？至少对日常的采编来说。

　　河宗大：效果不是很大。主要原因是别的媒体这样做了，我们也做吧。效果不明显的原因主要在于，通过这些平台发出的声音往往缺乏理性，欠考虑，篇幅也不够。至于在网上寻找新闻素材，我们一般的操作方式是：如果有全国性的新闻事件，也是我们比较重视的话题，我们会关注网民的意见。比如，网民有这样的说法，那样的说法，每个大概是占到百分之多少，我们是这样报道的。

　　媒体发展与不断消弭的国别差异

　　学术网：除了参加本届“亚洲传媒论坛”，您作为特派记者在中国已经工作了很长时间。

　　河宗大：不是很长时间，三年多吧。第一年，我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汉语，后来觉得一年不够，就多待了两年。因为，我觉得当特派记者首先需要熟悉报道国的语言和文化。

　　学术网：那么您对中国的报道都集中在哪些方面？

　　河宗大：所有的基本都参与，50%以上是政治和外交，30%左右是经济，剩下的大概20%包含体育、文化、娱乐和社会问题等等。

　　学术网：可否请您比较一下中韩两国在媒体发展方面的差异？

　　河宗大：十年以前，我觉得中国处于传统媒体主导发展的阶段，和韩国有一定的差距。但现在，我觉得步调基本一致了。以前我们生产电视或者刚开始生产手机的时候，中国和韩国的技术差距在三到五年。现在来说，技术的差距没有了。今天，DCCI的胡总裁介绍中国媒体发展的数据，让我感觉到中国媒体在数字时代的变化，甚至已经开始超过韩国了――总体规模无法相比，但比例上，比如网民占总体人口的比例，新的媒介形式的使用等等，两国的差距基本没有了。再加上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使得中国的未来发展潜力更大。

　　学术网：是的。对个体的媒介公司或者说整个媒介产业来讲，中国的市场相比而言显然更大一些。实际上，现在这个市场本身已经不局限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而是更加国际化和全球化。中国的媒体从2009年开始，已经开启了一个新的国际化征程。请问《东亚日报》是否也有国际版本？

　　河宗大：《东亚日报》有日语版，以前也有过北美版，不过现在没了，主要是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未来，我们很希望能在中国有所发展。

　　未来：道路问题

　　学术网：就参加本届“亚洲传媒论坛”而言，您有什么感想和收获？

　　河宗大：参加这个论坛对我来说很有意义，对我的公司来说更有意义。因为，我们的公司现在正面临如何适应新媒体的变化的问题，如何调整经济和收入结构的问题。了解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经验，对我们来说都是十分具有借鉴价值的。正如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样，中国共产党摸索的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传统媒体，在新媒体环境下，我们要摸索和开拓新的道路。

　　学术网：也许未来是一个机遇。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和世界经济结构的变迁，亚洲尤其是东亚可能会成为一个政治、经济或者文化中心（也许是次中心），其蕴含的发展机遇是可以预见的。

　　河宗大：20年以后或者30年以后，甚至50年以后，即便欧美不向亚洲做战略性的倾斜和靠近，亚洲的兴起或者说地区之间的兴衰更替是一个历史的自然现象，不可阻逆。我们需要冷静而大度地来看待这一现实。

　　学术网：十分感谢您精彩的回答，很高兴通过这次机会与您见面。

　　来源：中华传媒网

（转自光明网）